现代国家和传统国家的一大区别，即在于是否有清晰的疆域界分还是有边陲而无边界。
这既体现在经济特区类型上，如传统经济特区与新型经济特区、专项经济特区（如自由贸易）和综合实验区等。注释: [1] 除取消论外，还有相对保守的怀疑论，认为从厦门、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发展的现状来看，经济特区制度需要重新评估，但只要该制度未被取消，经济特区立法制度就应延续。
其一，经济特区规章的临时替代具有必要性，经济法规相对于经济特区规章具有更高的效力位阶，而经济特区规章在制定程序上更为便捷。[14]（2）立法法第73条明确了地方性法规执行上位法、处理地方性事务及先行立法三类功能，前两个功能均要求地方性法规不得抵触的对象是上位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但在先行立法情形中，因暂无直接对应的上位法，不抵触的对象只能限定为相关上位法的基本原则。[75] 如2016年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承担了刚果共和国经济特区法制定工作。关于自主程度，目前缺乏明确的规范依据，且备案、裁决制度亦会削弱选择结果的终局性，因此还要寄望于经济特区人大与备案或裁决机关间沟通协商机制，[35]在法律层面的科学建构和有效实施。[33] 这是1991年初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总结的。
[8]这故然有一定道理，但从经济特区立法权设置的初衷来看，经济特区法规的制定无须经过批准。就撤销制度而言，根据立法法第97条第3项、第5项、第6项的规定，由国务院、所在市人大常委会和所在省政府行使经济特区规章的撤销权。指标体系确定了建设目标次序并事关调动各种资源以实现系统目标达成。
具体内容是设置政府立法的相关机制，如完善公众参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意见采纳情况、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制度等。实践是指标的活水之源，更是检验指标是否科学的最终依据。这样，依法行政建设实际就演变为立法行政建设。该文件表明依法行政建设需要分层次进行。
《实施纲要（2015—2020）》是首次由中共中央与国务院一起颁布的法治政府建设文件。比如对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绩考核分别实行农业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评价，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等指标。
这部规章是国内首部对政府依法行政考核进行规范的省级政府规章。（一）依法建设阶段的核心概念是严格法定主义 很长时间以来，对如何实现依法行政，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涌现出数量不菲的学术研究成果。这种学术划分想强调的是法治政府建设的环境对其工作重心影响至深。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五届中央全会决议中可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只把执法纳入其中。
这同样彰显了理念、观念的巨大力量。党的领导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应有之意。法律是现代社会中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的特征不仅体现在文本表述上，更反映在基本理念和工作重心的转变中。
研究表明，如果政府机构质量不高即无法控制腐败、法治水平较低则会影响经济增长、导致经济不平等。这个阶段更需要运用知著见微的综合研究视角，否则很容易犯见木不见林的错误。
传统上法治政府建设时较关注的民主、平等价值实现，而跨国研究发现善治的变量比民主程度的变量与福利收益之间概率更利于证明政治合法。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历经了三十多年的实践发展的过程，有徘徊，有重复性建设，但总体上确立了法治统领行政的环境，构建了符合法治要求的一系列行政管理机制，大力推动了政府法治水平在短时间内迭代升级。
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也规定了例外情形。结合我国法治政府的理念和任务，当前指标体系的设计还需要增加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视：（１）科学性命题：指标体系是否反映了现实并符合法治政府建设实践的需要。直到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才首次提出依法行政。在行政权力制约监督科学有效一级指标下，注重了机制的考核，却没有设计普通人群调查或者诉讼参与人或者举报投诉人等有资格的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包括戴雪、哈耶克等。再次，指标体系应该注意协同性的评估。
在倚法建设阶段，社会主义法治的深入发展成为政府职能和角色转化的稳固规范支撑。另外，政府与这些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在人、财、物方面的关系在指标体系中也没有反映。
然而，统计学的组成非常复杂，其中既有基于概率论的部分，又有与概率论不太相关的部分[50]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理论与实务》，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28页。
前述制度方案应通过制定专门的经济特区法统一实现，目前启动相关起草研究的时机也已成熟。在经济特区法治起步阶段，授权立法针对性强、灵活性高、时效性突出等优势格外重要。
绝对禁区可通过化用立法法第75条第2款对自治法规变通的四种禁止情形的方式确定，即：宪法、经济特区基本法律、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经济特区所作的规定。[5] [奥]恩斯特·A.克莱默：《法律方法论》，周万里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61-62页。如备案审查标准体系中的适当性标准，针对一般规范性文件应慎重适用，而对变通规定则必须适用，其又可分为必要和可行两个子标准——前者反对为了变通而变通，后者则主要指向可操作性、符合国家法治发展进步方向以及对地方管理需要和国家法治统一的协调。[34]为了在特定历史阶段维护立法权结构的内在均衡，理应预留一定的制度弹性。
[59]（5）对新时代法制建设新情况、新问题回应乏力，如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况下，部分地方在某些方面政策的灵活度上与经济特区逐渐趋同，甚至超过了传统经济特区，对此，应如何继续发挥经济特区的示范作用？此外，新型经济特区与传统经济特区的法制协调也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笔者认为，应转变认知，解放思想，适时启动统一经济特区法的起草研究工作。
作为国家立法制度的基本规范，立法法并非细化建构经济特区立法具体制度规则的适当载体，而且在2015年修订之后，短期内专门为经济特区立法制度的细化重启修订的可能性亦不大。其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章列举了民族自治地方的27类自治权，广泛覆盖民族区域自治的方方面面，更宜由立法法统一设置变通范围。
[40] 宋方青：《论中国经济特区立法的新格局——兼评立法法有关经济特区立法的规定》，《现代法学》2000年第6期。在文义上，法律和行政法规中除基本原则外的其他规定均非经济特区法规必须根据的对象。
关于自主程度，目前缺乏明确的规范依据，且备案、裁决制度亦会削弱选择结果的终局性，因此还要寄望于经济特区人大与备案或裁决机关间沟通协商机制，[35]在法律层面的科学建构和有效实施。其一，宪法第5条第2款和立法法第4条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规定，从根本上窒息了经济特区立法不受任何立法审查的可能。[47] 宋方青：《厦门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理论探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70] 相关文献如：文富德：《印度加速经济特区建设的政策措施及成效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张杰林：《从系统科学谈经济特区法制建设的协调发展》，《政法学刊》1987年第3期。[84] 罗文胜：《特区中的特区：深港前海试点模式初定》，《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2月29日。
这些差异性决定了经济特区规章在借鉴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制度时同样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划定相应的界限，而非直接拿来。[52]其中，更高层次最大的表述，彰显了中央对经济特区立法的激励意图，而破例则蕴含了理性控制的谨慎策略。
引用请以正式版本为准。经济特区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内在关联，构成了经济特区规章得以借鉴地方政府规章相关制定制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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